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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说宋朝文学大家苏轼有一次游莫干山，拜访一座寺院，住持见他衣着普通，便冷淡的指着木凳说了声坐，对小和尚说了声茶。几句寒暄之后住持见苏东坡谈吐不凡，学识渊博，就赶紧起身，将他领进客房，客气地说道请坐，同时吆喝小和尚泡茶。接下来，当住持得知眼前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时，又起身将苏轼领进方丈精含，很谦恭地说：“请上坐”，并且吩咐小和尚：“泡好茶。”苏轼游罢，住持请他留下墨宝。苏东坡一笑，提笔写了一副对联：坐，请坐，请上坐：茶，泡茶，泡好茶。住持一看，不觉脸上火辣辣的。这则传说生动地反应了当时某些寺院中按人的身份以茶相待的习俗，而且根据来客不同的身份，不仅奉茶的等级不同，饮茶的场所也不同。苏东坡妙笔点破了这点，回到了茶弹平等，一切以平常心相待，老赵州吃茶的本来风貌。
有人说，茶跟东方人的个性一样，代表着谦虚和清净，饮茶需要平定心绪，以求跟外界环境相契融合，达到清净无为的美好境界。这与禅所谓的生命升华与滓炼有着美好的联结，编著有禅门第一书《碧严录》的宋朝高僧圆悟克勤曾经写过一幅“茶禅一味”的墨迹，显现出茶跟禅的不可分离与互相映照。而这种将信仰与生活融合在一起的生命态度，即是一种东方美学。网仓天心在《茶之书》里也写道：“茶的原理并不止于一般的审美主义而已，它与宗教、伦理合而为一，体现了我们对天人合一的见解。寺院的礼法之茶，也随着中国的禅东渡，而在镰仓时代传入日本，不久遍及民间，并在室町末期形成茶道。据说最早从中国带回茶种，在日本寺院栽培茶树的是著有《吃茶养生记》的荣西禅师，而将中国溯茶方式带回日本的禅僧，是晚荣西半个世纪的大应国师。
十五世纪时，奈良称名寺的村田珠光，曾参禅于在大德寺挂单的日本禅宗重要人物一休宗纯，也就是传说中非常聪明的一体和尚。珠光在参禅中，将禅法的领悟融入饮茶之中，并从六祖惠能的“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亦非台；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这首佛中，领悟出“佛法存于茶汤”的道理，因而开创出独特的尊崇自然、尊崇朴素的草庵茶风。
草庵茶风在将军义政的推崇之下，迅速在京都普及。珠光提出“茶禅一味”或“茶禅一如”的概念。他主张茶人要摆脱物欲的纠缠，通过修行来领悟茶道的内在精神。之后，武野绍鸥继承了草庵茶风的茶道，将之发扬光大，而且还把和歌的理论加人茶道，用日本文化中独特的素淡、典雅风格来型塑茶道，使得茶道蕴涵了日本的民族精神和趣味。
武野绍鸥的弟子千利体，则是真正将茶道提升成艺术的高僧。他曾说过：“喝茶无非点茶烧水，饮服耳。”夏天如何使茶室凉爽，冬天如何使茶室温暖，炭要放得适当，利于烧水，茶要点得可口，这就是茶道的秘诀。他不拘泥于公认的名贵茶具，将生活用品随手括来作为茶道具。千利休常用日本的竹器代替高贵的金属器皿，几乎每一件他挑选出来的茶器具，不论是农家的水碗也好，裂了的竹子也好，反而都成了后世茶人珍爱的至宝。
千利体还大大简化了茶道的规定动作，将茶道回归到淡泊自然的最初。茶道的“四规七则”就是由他确定下来的。四规是“和”、“敬”、“清”、“寂”。“和”是环境与宾主之间的和谐和悦、和睦：“敬”是尊敬有礼仪；“清”是纯净、清洁；“寂”是凝神静气。七则是茶要浓淡适宜；添炭煮茶要注意火候：茶水的温度要随天气调适；插花要新鲜；准备时间要早些；不下雨也要准备雨具，要照顾好所有的客人，包括客人的客人。
利体留下了许多今人玩味的小故事，其一是茶道中所插的花的故事。据说，当时担任大将军丰臣秀吉茶头（茶道师范）的利休，院子里种满了牵牛花，一旦盛开，那真是花团锦簇，美不胜收。秀吉于是命今利休准备茶会，好欣赏花开的景致，不料他到达利体家里时，却发现院子里所有的花都被利休剪掉了。丰臣秀吉大怒，气冲冲地进入茶室兴师问罪。一进茶室，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了，原来利休在黯淡的壁灶花瓶里，插了一朵洁白的牵牛花，沾上了露水的牵牛花，生机无限，花的内在生命，得到充分的展现，这就是利休的禅心。
